記不得跑了多久，當東方白停下腳步的時候，他感覺冷汗將自己的內衣都濕透了。

“剛才那個姐姐是誰？”同樣累得不行的楊兆中一邊喘著粗氣，一邊不解地看著東方白，“我們為什麽要跑啊？”

“你沒見過她？”東方白喘息著轉頭問道。

“沒有。”楊兆中說道。

“太好了。”東方白點了點頭，此時的他已經調勻了呼吸，他拉過楊兆中，向四周望了望，確定那個女孩子沒有追過來之後，才松了一口氣。

當天晚上，東方白做了好多的夢，而在夢中，他總能夢到那雙清澈明亮的眼睛。

東方白並不知道，這雙眼睛的主人，會給他的未來帶來什麽。

江西，南昌，中國恒信銀行大樓。

此時，在喧天的鑼鼓和鞭炮聲中，一些夥計正七手八腳的將“信義恒錢莊”的金字招牌從門樓上拆下，換上了“中國恒信銀行”的巨大牌匾。

對這裏的人們來說，從“錢莊”（中國北方稱“銀號”）到“銀行”，僅僅是換了一個名頭，但對中國的金融行業和傅氏家族的首領們來說，卻是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中國傳統的錢莊，轉向近代商業銀行的蛻變速度，正在悄悄的加快。

其實，中國的錢莊就是銀行的前身，錢莊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在近代中國，錢莊的組織可分兩大類，按其業務性質和信用能力，分為匯劃莊和一般錢莊。匯劃莊稱大同行即大錢莊，他們的票據收解，可以互相抵解匯劃。這種匯劃莊勢力大，有左右市面的實力。一般錢莊稱小同行或未入園錢莊，其中又分元、亨、利、貞四個等級。元字錢莊又稱挑打錢莊，即挑擔錢莊的，因從前運送制錢用人挑送，故名。亨字莊叫“關門挑打”，它每天的收解均托匯劃莊或元字莊代辦。利字莊又叫拆兌錢莊，不做存放款，只營躉批兌換貨幣及買賣金銀，也做量兌。貞字莊最小，即煙兌店，又名現兌錢莊、門市錢莊、煙紙錢莊，專做另兌生意並兼賣煙紙日用雜貨。

錢莊因投資者和經理的籍貫不同，形成錢莊中地區性幫別，上海有紹興幫、寧波幫、蘇州（洞庭山）幫、松江幫、浙江南潯幫、鎮揚幫、安徽幫及本幫（上海幫）等九個幫別。其中紹興幫和寧波幫勢力最大。尤其是紹興幫，當北方票號盛行時，其力量能阻止北方票號勢力越過長江。

民國時期，錢莊的首要業務便是發行兌換券性質的“莊票”。

莊票是錢莊按存戶寄存錢銀填發的存款收據，不記名，認票不認人，可在市面上流通。後來演變為印發固定形式的票據，隨時填寫金額加蓋印章。最後由錢莊印成一定金額具備各種核對條件的錢票或銀票，統稱莊票，可在各地通用。中國錢莊的莊票信用卓著，在市面流通，如同現金，為中外貿易雙方所認可，被外商稱作“在貿易中非常有價值的中國金融文件”，其作用已經和紙幣相當了。

除了經營發行莊票業務，中國的錢莊還經營“洋厘”和“銀拆”。這是錢莊銀號的兩個獨特經營方式，作為操縱金融行市的手段，對錢莊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所謂洋厘者，即“洋鈿行情”也，即以銀兩表示的銀元市價。俗稱銀元為洋錢或洋鈿，清末民國時銀元一枚合庫平銀七錢二分或漕平銀七錢三分，以此為市價基礎，隨行市漲落至厘位止，故名“洋厘”或“厘價”。而以銀兩為計算標準拆借的利率叫“銀拆”，以銀元計算的叫“洋拆”。中國錢業中有時統稱為銀拆或拆息。這是錢莊同業之間相互拆借的利率，由錢莊同業公會（或錢行、錢業公會）操縱。

中國的錢莊經營的業務還有存放匯、貼現、兌換及其他信用業務。錢莊多吸收商人存款，並代收票據；政府公款也有一部分存入銀號，均為往來存款。所經營放款由信用放款、抵押放款、短期拆息等；放款對象主要是商號，每年給出口各行業大量貨款，對當時剛剛興起的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起了積極推動作用。

錢莊還經營生金銀買賣，鑒定金銀、銀元和各種金屬貨幣的成色、重量和真假，並核定其價格。有些資本雄厚的錢莊還附設或控制銀爐、銀樓和金店，鑄造和買賣金銀器飾。錢莊不僅利用其左右兌換的特殊地位，長期操縱銀兩銀元市價，還進行證券、公債、花紗布等等投機。

民國初期，錢莊匯劃業務迅速展開，深入內地。但多受口岸錢莊控制，如上海的錢莊就同武漢、廣州、寧波、紹興等地錢莊建立了業務聯絡網，有聯號、代理關系等，通過這些地區向內地滲透。口岸錢莊在外國銀行洋行操縱下，以資金支持內地錢莊，根據合約辦理匯劃，每年進出高達數千萬元，有力地控制了中國內地的金融，並為外商對華收購傾銷原料商品充當買辦。上海的錢莊，多為江浙財閥所把持，在上海金融界有很大勢力，對全國的金融市場有舉足輕重影響。

由於中國內地的商業交易往來越來越頻繁，錢莊經營匯劃、換算、洋厘、銀拆、申票等等營業項目，成為中外商人交易的紐帶。錢莊與商家關系密切，通過存、放、匯、發行莊票和兌換業務，對商家融通資金，調劑頭寸，清算賬務，使其得以靈活周轉，持續營運，對溝通中國沿海口岸與內地的金融關系和商業關系作用尤為巨大，所以錢莊已成為控制中國商界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錢莊畢竟不是現代真正意義上的銀行，在戰亂和通貨不穩的過程中，錢莊為了生存，不斷投機倒賣，企圖牟取暴利，往往在外國銀行收縮放款及銀根奇緊聲中，發生倒賬風潮，商家虧欠錢莊巨款無法償還，形成大批呆賬，從而使得大量錢莊倒閉。這種情況在清末民初不斷發生，其影響是很大的，往往會導致慘重的損失。

建立組織完備管理完善的銀行是錢莊未來的發展之路。

為了重整中國的金融業，使之適應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列強無暇東顧之機而蓬勃發展起來的中國經濟，楊朔銘開始想方設法推動中國的金融改革，傅氏家族所控制的錢莊轉型為真正意義的銀行，便是他計劃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南昌及贛西地區算得上是楊朔銘起家的地方，因為他的良好經營，來南昌經營商業活動的人日益增多，對金融機構的需求也與日俱增，而將錢莊改組為銀行，不但可以擴大經營規模和範圍，增加效率，還能夠獲取更加豐厚的利潤，因而“信義恒錢莊”變成“中國恒信銀行”也就勢在必行了。

“以後存款這一塊兒，要加大力度，”傅孝文放下了手中的電報，看了看外面熱鬧的人群，說道，“吸收存款是銀行的主要業務，銀行各項業務的開展，離不開資金，尤其是我們經營貸款業務的資金，大部分都來源於所吸收的存款，吸收存款的多少直接關系到獲得利潤的多少，所以一定要抓緊。”

“為了招攬存款，已經聯系了多家報社和雜志社，多打廣告，以彰顯我行的信用和實力。相信不久便可見到實效。”牛敬業說著，將一份擬好的廣告詞交給了傅孝文過目。

傅孝文接過文稿看了起來，只見上面用端正的毛筆楷體字書寫著“本行地處繁盛居住中心，為商賈仕女所必經之地，存支款項極屬便利”、“能賺不能積，一生徒勞力，本行儲蓄部給息優厚，辦事周密，凡有益於儲戶者糜不竭力為之”、“世事變遷風馳電掣，唯儲蓄足以抵之也。本行辦理儲蓄縝密周到，人所共曉，如有餘款快來儲蓄”等關於宣傳銀行存款業務的廣告語。

“發行鈔票那一塊兒，利潤更厚，也不能松了。”傅孝文滿意地點了點頭，接著說道，“還有經營匯兌和證券業務，都要同等看待。”

“我明白。”牛敬業答道，“您就放心吧。”

近代銀行作為專門從事金融業務的盈利機構，經營的金融產品沒有後世那麽多種多樣，這一時期的銀行的主要業務就是發行鈔票、存放款、匯兌和買賣證券等，並為客戶有償提供各種金融服務。而發行鈔票和吸收存款是近代銀行籌措資金的重要手段，其中發行鈔票要比吸收存款更為有利可圖，是銀行最有收益的業務。因為銀行吸收存款需要向客戶支付利息，而發行鈔票則可以省卻利息支出，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銀行發行鈔票，既擴大了營運資金，賺取了高額利潤，又可以樹立更廣泛的信用，鞏固自身的地位。

相比於發行鈔票，吸收存款則是銀行的主要負債業務，是銀行憑自己的信用吸收閑散的社會資金。銀行各項業務的開展其實完全依賴於資本的多少，實際主要是依賴吸收存款等方式籌集的資本。尤其是銀行經營放款業務的資金，大部分來源於它所能夠吸收到的存款，然後通過低利存入，高利貸出，銀行就可以從中得到利潤，因此吸收存款的多少直接關系到銀行盈利的多少。

經營匯兌和證券業務也是這個時代的銀行重要的業務。隨著近代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各地之間的商業聯系越來越緊密，但是當時中國的幣制異常覆雜，各地所用通貨有很大的不同，商人持本地貨幣到異地後，必須先兌換成異地貨幣才能使用，給往來貿易帶來了很大的不便，外國商人對此尤其感到頭痛，因此中國的金融界很早便開始了匯兌業務的經營，這樣商人們可以免除運送現金的風險和異域交易的兌換之苦，錢莊票號還可以賺取匯水（匯費），而真正銀行的出現，則使這項傳統業務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

對於楊朔銘要求將錢莊改組成銀行，傅孝文一開始並不是完全讚同，因為這當中會面臨諸多技術方面的問題，但現在，他已經明白，那個年輕的後輩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

“那個姓盧的女人的身份，查明白了沒有？”傅孝文轉頭向牛敬業問道。

“查清楚了，她是盧氏廣利財團的人，在海外華商之中有相當的實力。”牛敬業說道。

“盧氏廣利財團？”傅孝文的臉色顯得有些陰沈，“我怎麽從來沒聽說過？”

“據伍家那裏提供的情報，他們盧家，當年也是行商。”牛敬業恭敬地答道，“盧家當年在廣州十三行裏排名第二，僅次於伍家，位在潘家之前呢。”

“我想起來了！她應該是盧茂官‘廣利行’的後人！”傅孝文心中一驚，說道，“他們竟然也會想到去找他！？”

有清一代，“十三行”的名稱在歲月的發展中，有著特殊的含義。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和1856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與十三行的海外絲綢之路貿易有著很大的關系，其中還牽連了英國、法國、美國、瑞典等國家港口對中國的“堪輿”，甚至形成了一場世界性的金融大戰。當時的清朝每年40%的稅收都是從這個“天子南庫”裏提取的，幾乎是清朝的國庫的二分之一。當時廣州港口“珠江內外，檣桅林立，彩旗飛揚，熙熙攘攘，一包包綾羅綢緞、茶葉、陶瓷堆積如山，來往交易的有丹麥、瑞典、荷蘭、巴西、俄羅斯、葡萄牙數十個家”。這些貿易財富，也是讓清朝皇帝手腳哆嗦“眼紅”的稅收和貢賦，而到了乾隆年間，則逐漸形成了海上絲綢貿易的十三行。

廣州十三行是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和清朝對外貿易政策的特殊產物，但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甚至是可取可舍。因為清廷既要“嚴華夷之大防”，又要保證對外貿交易，讓銀元象流水般進入朝廷的金庫，於是兩廣總督便組織和指定人員專管廣東對外進出口貿易，說是指定，卻不少是朝廷內務府派出的粵海關監督，而他們卻對十三行行商有生死掠奪的權利，加上保商和稅收收繳讓十三行的行商雖然“年輕”，仍然承擔重負，恩怨糾纏中，把好端端的海上絲綢之路，最後變成為了“餵番鬼”的銀元外流。

由於國內外運到廣東海口的商貨越來越多，為了加強管理，適應開關後發展著的對外貿易的需要，保證關稅的征收，清廷以法令形式發布“分別住行貨稅”的文告，規定從事國內沿海貿易的商人和從事對外進出口貿易商人的活動範圍，甚至“畫眉點睛”地按性質劃分開來，設立金絲行、洋貨行。如“來粵省本地興販，一切落地貨物，分別住稅報單，皆投金絲行，赴稅貨司納稅，其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分為行稅報單，皆投洋貨行，俟出海時，洋商自赴粵海關部繳納稅款。”之後又改為由公行按貿易額收費，作為公行基金，用於清償行商拖欠、罰款、虧折等債務。清廷的這些嚴厲的承商制度，逐步使十三行的商業資本置於清朝封建權力的支配之下，同時又因為生意的緣故，朝東印度公司“借債”購買產品，實際無法防“夷”，這使得十三行公行在鴉片戰爭後迅速衰落。

關於十三行商的財產去向問題，直到現在，仍然是個“懸念”。當年十三行行商中，家財最多而又最有勢力的，要數潘、伍、盧三家。道光十四年（1834），怡和行商伍秉鑒向外商宣稱，他的資產“約值二千六百萬元（銀元）”。同文行的潘啟官，被法國雜志描繪為“財產比一個國王的地產更富”，大約有一億法郎巨款，每年消費達三百萬法郎。行商中的多數都是園宅華麗，生活奢侈的。據外商記載，行商潘氏“有妻妾五十，婢仆八十，園丁役夫三十”。“彼之家園內窮奢極侈，以雲石為地，以金、銀、珠、玉、檀香為壁。在婦女閨房之外即有廣大能容納百名醜角之劇場，故婦人時時不難得有娛樂。又有九層高之寶塔，以大理石及檀香為壁砌成。其餘珍禽寶木，美不勝收。”而盧家的“廣利行”呢？外商一直驚奇地稱其“財富巨大”、“始終不知道盧茂官的家產有多少，問到他們的財富數目，他們總是笑著不願意透露。”

在鴉片戰爭後，以伍、潘兩家為首的行商們大都移資海外發展，而盧氏家族則仿佛人間蒸發了一樣，除了僅在國內擁有少數的資產外，其餘皆不知所蹤。

而現在，這一神秘的華人家族，再次以神秘的方式出現在了中國大陸。

“這說明，瀚之現在的名聲，在海外華商之間，已經是相當響亮了。”牛敬業說道。

“伍家這一回怕是碰上對手了。”傅孝文起身踱著步，沈聲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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